概括归纳近年来有关姓名登记诉讼案件之争议焦点，未来制订姓名条例时在以下几个方面应持开放宽容态度，以充分保障人民公法上的姓名权，尊重每个人人格自由发展之需要。
[36]对此等论断可商榷如下： 第一，法律上承认第三姓与事实上选择第三姓是两回事，从前者直接推导得出后者属于逻辑混乱。[54] 如文化水平较低、不具有写作长篇小说能力的河北农民王立山，申请改名为王跃文后，即创作并出版长篇小说《国风》，畅销小说《国画》作者、湖南著名作家王跃文得知后，将之告上法庭，最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对湖南王跃文的不正当竞争，参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长中民三初字第221号。
公法上的姓名权通过行政诉讼救济无门，却能借助民事私法诉讼以实现救济，何以如此，委实值得深思玩味。同时，姓名登记并不能直接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它亦不属于行政确认范畴。以下就分别结合司法案例来概述并检讨相关的公法规范，以此透视公法上的姓名权的实践形式——姓名登记之实然状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性的血脉香火传承，才是我国传统公序良俗对家庭及社会提出的根本要求。但法院审理认为如果任由公民仅凭个人意愿喜好，随意选取姓氏甚至自创姓氏，则会造成对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冲击，既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一般道德要求，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的良性管控。
[20]长期以来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一直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受此行政管制本位文化影响，一些姓名登记申请人甚至都将公安机关的姓名登记视为行政许可行为，如青岛江子文起诉当地派出所，要求它履行更改姓名登记的法定职责，理由是被告所依据的《青岛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工作规范》和山东户口管理意见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第17条的规定，[21]被告据此拒绝为他办理姓名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姓名文字与读音会意有不可分之关系，读音会意不雅，自属上开法条所称得申请改名之特殊原因之一。这样的裁判立场还激发了大批职业化的标签打假人，甚至纵容了以打假为借口的敲诈行为。
[44] 对既有研究所持的私法单边立场的评价，See Lars Noah, Rewarding Regulatory Compliance: The Pursuit of Symmetry in Products Liability,88 Geo. L. J.2147,2165(2000)。[62]譬如，计量单位不统一、配料标注顺序颠倒等。[28] 参见解亘：论违反强制性规范契约的效力，《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第35～51页。[60] 参见前注[22]，朱广新文，第115～118页。
因此，从法条字面含义来看，国家标准对于产品缺陷的判断具有优先性，不合理危险标准只能在国家标准缺失时作为补充。[50] See Peter Huber, Safety and the Second Best: The Hazards of Public Risk Management in the Courts,85 COLUM. L. REV.277, pp.277～278(1985). [51] 参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民初字第372号民事判决书。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典型案例显示：伪造产地并冒用他人名称的假茶叶（违反《标签通则》有关真实准确标注之规定），竟以质量合格且无毒无害为由认定不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58]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终标准的制定，常常包括了一个可被最恰如其分的记述为协商形式的过程。那些曾经需要法官进行个案裁量的弹性化概念（如违法性、产品缺陷、合意、损害等），均被强行置换为公法上完全走向客观化的食品安全标准。
当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大都无法达到社会最优标准时，现行法照单全收地认可食品安全标准的私法效力，显然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不仅掏空了私法自治的精神内核，而且偏离食品安全法的风险管控目标。[54] 沈岿：风险预防原则与食品添加剂准入裁量，《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6页。问题的彻底解决，显然需要回归私法自身的行为评价体系，由法院在个案中就食品本身的安全性做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将判断权拱手交给残缺的食品安全标准。[45] 法经济学上甚至分解出公法和私法在风险控制领域的对等性规则。
这样的立法构造虽简化了产品责任的判断过程，但却对侵权法自身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极大冲击。目前仍有两个遗留问题：①前述第二类非实质性食品安全标准在司法适用上的混乱并未得到完全化解。
[26]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这样一来，在法律效果上，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不再是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而是生产或明知而销售不安全的食品。
（二）食品安全标准的效力重述 第一，效力来源。[17] 参见前注[3]，宋华琳文，第124～127页。第三，关于合同效力的判定，显然也不能机械套用前述公私法合作框架做简单类推。刘艳红：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第130页。为此，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148条第2款增加但书，规定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在这样的法律结构中，作为公法规则的食品安全标准若要产生私法效力，显然需要做特别的技术化处理。
四、公私法接轨论的矫正方向 作为公法优越论的替代性立场，公私法接轨论认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公法和私法都不是一个自洽的封闭系统，其中，私法可以且需要通过公法规范来支援，反之亦然，公法和私法可实现相互工具化。若将这些异常的公法规则也一股脑地注入私法，显然偏离食品安全法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初衷。
[34] 现代工业化条件下的食品加工与保存技术，使得食品安全风险极为复杂，致害风险并非总是由食品中的某些元素直接引起，有时候是与其他环境因素发生物理、化学或生物反应，并经过迁移、扩散和代谢过程后才得以呈现。作为典型案例，在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添加剂领域，我国台湾地区明确将金箔列为白酒添加剂。
[2]学界将这些无名分的规范称为行政规定或行政规则。对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采用公私法分立格局的法制体系中，适度（但不完全）承认公法规则的私法效力，在量上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风险行为的私法预期，毕竟，历史上的公私法始终秉承相对独立的行为评价体系，遵守公法规则的行为受到私法上的负面评价是极为正常的现象。
[56] 这意味着，当食品安全标准属于最低限度的门槛性标准时，违反这一标准的行为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在民法之后陆陆续续订立的多如牛毛的法令，像躲在木马里的雄兵一样进入特洛伊城，管制法令摇身一变成为民事规范，私法自治的空间，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实际上随着国家管制强度的增减而上下调整。②在具备制定社会最优标准的领域，法官需结合个案事实和涉案食品安全标准的实际情况（如标准制定时间、决策商讨过程和风险评估资料等），并借助专家证人和生活经验合理判断涉案食品安全标准的性质。但这一概念在随后确立的法源体系中并未得到确认。
②从立法者的总体要求来看，《食品安全法》对这两类标准的制定实际上也是以社会最优标准为目标。刑法条文中‘违反……规定等表述，即为空白刑法的法条表现形式。
理由很明显，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公法上的食品安全标准自身出现有名无实的异常现象——将安全无涉的内容作为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在不宜强行标准化的领域设置强制性标准。若属轻微瑕疵且不影响合同目的之实现，则可将入市禁令视为纯粹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可合同效力。
[59]政策权衡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往往是选取各方均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非社会最优标准。二是产品违反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食品领域仅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下同）。
这里之所以将公法上基于经济理性所设计的社会最优标准等同于私法上有关社会生活的注意义务标准，是因为二者在此独特案例中恰好实现高度吻合。鉴于该条款的含义较为抽象，实践中对不安全食品的判断显然不能矫枉过正，仍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食品安全标准，但要结合前文思路，区分食品安全标准的性质与精准程度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当然也有来自标签之外的情况，如茶叶、乳制品等单项食品安全标准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此看来，立法者显然是基于如下假设才制定出前述三条转致条款：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三鹿奶粉因含三聚氰胺而致数十万婴儿受害，但在案发生当时，我国尚未制定有关三聚氰胺残留的国家标准。第二，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违反最低限度门槛性标准将成立产品责任之产品缺陷要件。
其中，公法优越论和公私法二分论处于管制规范效力论谱系的两端，前者将公法凌驾于私法之上，完全承认管制规范在私法上的效力。但问题是，标准制定过程极为复杂，产业政策考量和多方利益博弈不可避免，若标准制定者并未完全按照法定要求行事，则私法显然也不能照单全收地认可食品安全标准的私法效力。
在《食品安全法》26条所列举的7项食品安全标准中，第2、3项（分别是食品添加剂标准和特殊类食品的营养及安全性标准）初步具备制定社会最优标准的条件。参见《行政诉讼法讲话》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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